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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彩神快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7 02:05: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比如,改革并未解决富人群体个人所得税大量流失的问题,只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劳务报酬所得税流失的漏洞,使得依靠知识、技能获取较多劳务报酬的高知群体税负明显上升。而这一群体中年收入过百万的佼佼者,可能要面对45%的最高边际税率。但这些人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人,而恰恰是国家着力培育的中产阶级。受到新个税法“精准打击”的高知群体,必然会寻求降低税负的方法,而继续分类征收且税负明显降低的“经营所得”,刚好为他们指了一条明路,这将成为新个税法下税收流失的关键问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要完善机制,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,一律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。”刘希娅代表说,2018年最高检“一号检察建议”提出“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和入职查询制度”。上海、重庆、贵州等地已在探索试行。建议所有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的单位或部门,如针对未成年人的各级各类课外培训机构、儿童医疗机构、游乐园等场所,在招聘员工时都必须进入“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信息库”查询,任何有性侵犯罪记录者一律不能录用。还要建立严格的追责制度,未按规定进行查询或查询有相关犯罪记录仍录用的单位,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团(174人,按姓名笔划为序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然而,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袭,改革进程不得不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调整,从“稳步”又退回到“稳妥”。作为提高直接税比重的关键,房地产税迟早要来,只会迟到,不会缺席。但作为直接向个人财产征收的税种,房地产税的税负痛苦比其他任何税种都要直接和强烈得多,立法改革必须要慎之又慎。疫情也给了大家宝贵的冷静思考的时间,重新审视围绕房地产税立法的分歧和争议,更加稳妥地研究论证,争取共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以,税制改革要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。由于增值税、消费税、关税等间接税,大多直接向企业征收(虽然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个人承担);直接向个人征收的税种,只有个人所得税和房产税、车船税、车辆购置税、印花税等税种中的一部分。我国税收80%以上来源于企业,呈现“重企业、轻个人”的特点,由此导致企业税负偏重。下一阶段,要通过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和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提高直接税比重,这意味着我国税负结构将从以企业为主向以个人为重转变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年来,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时有发生。为此,全国人大代表、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建议,要建立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预防和发现机制,防患于未然。她建议,建立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信息资料库并实现全国联网、公开,与未成年人相关的工作岗位不得录用有性侵犯罪记录者,加强未成年人预防性侵教育,普及防性侵的相关法律知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实上,2019年《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》已经明确从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开始试点征收环节后移,2020年3月则明确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消费税由进口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征收,拉开了改革的序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是将消费税等中央税转变为地方税或中央、地方共享税,征收环节后移将为消费税转为地方税创造条件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,我国长期是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。这一结构存在诸多问题,比如不公平,中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比高收入者更高。举个例子,隔壁老王每月收入1000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为50%;某公司高管王先生每月收入10万元,用于吃饭消费5000元,吃饭消费占收入比重只有5%。由于增值税等间接税往往是比例税率,同样一个馒头对老王和王先生都是13%的增值税,隔壁老王在吃饭消费中负担的增值税占收入的比重要远高于王先生。因此,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”的因素,使得中低收入者基本消费支出的税负高于高收入者,这显然不利于社会公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是提高共享税地方分享比例,比如个人所得税目前地方分享40%,有提升空间;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